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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币”密码

来源:赣州金融网    作者:谢贵芳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12日

        建党百年华诞。我穿梭在一个个红色金融旧址。
 
  一批又一批人纷至沓来,来不及看一眼那些金融先驱的背影,又消失在茫茫人海。
 
  这不足为奇。在中共百年党史里,有太多太多的牺牲,太多太多的壮烈,太多太多的传奇,太多太多的精神。运筹帷幄、指点江山,血雨腥风、殊死斗争……一驻足就是一部壮烈诗篇,一迈步就是一段烽火狼烟。而藏在党史深处稍显枯燥的“货币”“金融”,容易被忽视。
 
  中国金融已如许发达,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日新月异,其根在哪里,魂是什么?那穿越纷飞的战火,从一张苏币中挺起胸膛的共和国金融,隐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那几乎与中共历史一样悠久的红色金融,怎样完整叙述其历史,准确表述其精神?
 
  我无能回答。我只能用笔稍稍拨开那些战火硝烟,去探一探红色金融的源头,去触一触苏区货币的密码。
 
  那基因,藏在苏区货币的纹路下,藏在革命先驱的诗文里,藏在金融机构的算盘上,藏在革命旧址的砖缝中。一点星火,便足以燃遍半个江南。
 
  一
 
  这点星火,由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擎来。
 
  他们从井冈山一路转战,足音疲惫,步履艰难。领头的,是毛泽东。此后不久,他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澎湃着诗一般激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富有预见和远见的人,都懂得并善于看“桅杆”。
 
  中国革命如此,共和国金融亦然。毛泽东等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金融作保障,红色根据地谈何生存和发展?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脆弱和不堪一击。
 
  因此,当这支队伍抵达赣南这福地关山后,迅速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国家银行。
 
  毛泽民受命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作为一名军人,他渴望的是策马扬鞭,冲锋陷阵,疆场杀敌。但苏区革命告诉他,还有一种战争,叫作共和国金融。
 
  的确,共和国金融从一诞生起,就沾满硝烟。
 
  作为一名“带枪的行长”,毛泽民领着银行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上战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在刀尖上筹款,在战火中营业,想方设法打破封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枪杆子与钱袋子,就这样相依相生。钱袋子需要枪杆子保护,枪杆子需要钱袋子支撑。战争与金融,其实只隔着一颗子弹的距离。
 
  他们的足迹踏遍赣南、闽西的山山水水,算盘声淹没在猛烈的枪炮声中。
 
  漳州一役,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倒在了疆场,鲜血染红了手中的银元。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被编入十五大队,以“一根扁担”把国家银行挑到了陕北。这是世界金融史上唯一一次国家银行用肩挑背扛的方式进行的长途大搬家。一路上,不断有同志倒下,或战死,或饿死,或冻死,或累死,或被雪山草地吞没。到达陕北时,14名国家银行干部牺牲了6位,200名运输工只剩下两名。
 
  留下来的,也在流血牺牲。红军长征后,曾任石城支行行长的毛泽覃带领留守红军战士,以竹笋、野果充饥,用茅草、树叶当被,转战闽赣边界、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不幸被敌包围,毛泽覃在掩护战士们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那一个个倒下的身躯垒在一起,叠成了共和国金融的丰碑。她昭示我们,信仰坚定、勇于牺牲,不仅属于扬刀立马的将士,同样属于那些手握算盘的金融先驱;那些点钞票的人与拿刀枪的人,身体里流出的血一样滚烫。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就是政治,就是军事。
 
  二
 
  如果这些还不够贴近金融,那就让笔触穿过战场,深入到金融运作本身。
 
  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的毛泽民,在全军千挑万选了几个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会计曹菊如仅替老板办过存取款,总务科科长莫均涛只在银行当过工人。5张白纸一样的履历,要做一件从未做过的金融大业,办一个从未办过的国家银行,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中央银行体系,想想都犯难。
 
  历史的神奇之处即在于此。他们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能行,就在瑞金叶坪村租了个农家小院,拉开几张桌子,摆下几把算盘,楼上办公,楼下营业,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在这样一个“袖珍银行”奠基。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从此充盈金融之光。它对应的未来,是位于北京的央行大厦。
 
  且看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传奇。
 
  众所周知,“挤兑”是最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足以让一个银行彻底破产。历史上因挤兑而导致破产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刚成立不久的国家银行,就得面对这致命风险。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在经济金融上大做文章,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同时,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严重干扰苏区金融市场。很多商店、小摊拒收纸币,只收现洋。百姓恐慌不已,手持苏币,成群挤到银行兑换现洋。
 
  “国币信用,必须保证!凡来兑换现洋的,一律保证兑换。”毛泽民的话语坚定,可内心却不安。银行库存的现洋能顶多久?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币信用将马上崩塌,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组织人马,将藏在石城县烂泥坑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取了出来,在营业厅摆下“金山银山展”。
 
  次日,营业厅准时开门,如潮水般涌来挤兑的群众,被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的营业厅惊呆了。柜台木板上,一座由金条、金锭、金项链、金戒指垒起来的“金山”巍巍耸立,层层叠叠的珍珠、玛瑙卧在“山脚”,如一条盘龙。旁边,是用银锭、银元、银针、银链搭成的“银山”,银锭如船,银针如桅杆,银元似帆,有如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群众瞬间“石化”,大厅里寂静无声。从小到大,何曾见过如此多金银珠宝。
 
  实力是最好的证明。百姓逐渐散去,挤兑风波得到缓解。当然,这样还不够。苏维埃政府把棉布、食盐等日用品大量平价出售,明确只收纸币,不收现洋。百姓见此情景,又到银行兑换纸币,购买生活用品。没过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一场挤兑危机,就此平息。
 
  行文至此,不得不敬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漳州之役,缴获和筹款100多万元银元和金银珠宝。毛泽东把这些金银藏在石城县的秘密金库,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这批财宝,仅动过两次,一次是应对这次挤兑风波,一次是长征撤离时被带走。试想,若没有这批备用金,国家银行能否有效化解这次挤兑风波?
 
  金融先驱们的卓绝智慧,何止于此。
 
  面对国民党“假币幽灵”的冲击,毛泽民陷入了苦苦沉思。一日,毛泽民身上的羊毛衫被油灯点燃,发出一股焦味。这一烧,却让他大喜过望,若在制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又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问题不就解决了?从此,苏区货币多了一个防伪标志,国家银行多了一道金融防线。
 
  共产党人的金融想象力着实惊人。他们从零起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行了货币和债券。没有印钞用的纸张,他们深入深山老林的纸槽调查,发明了用原料加布、树皮、麻,用石灰水漂、捣、舂,再用醋浸泡的办法造纸;没有印钞油墨,他们发明了猪油拌锅灰的办法;他们还从一张战场上缴获的“税收事务四联单”得到启示,设计出了国家金库收支账册……困难一个个被克服,难关一道道被攻破,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就此建立,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实践和预演。
 
  这种创新创造精神,承袭红土地的灵气,如东风漫卷,把红色金融的火种从苏区吹到延安,从瑞金吹到北京,从中央吹到全国。
 
  中国金融妥善应对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其间应少不了红色金融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的传承吧?  
 
  三
 
  当然,这还不算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来自民心。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群众形象地比喻为“铜墙铁壁”。
 
  他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这段话,道出了红色金融的全部意义。
 
  一直以来,党领导的民主政权都是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和拥护基础上的。红色金融更是直接为这种信任服务。
 
  为了废除高利贷这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国家银行制定了《借贷条例》,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宣布无效,并焚毁之”,要求“今后借贷的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二厘、长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这些政策,把苏区人民从沉重的旧金融体系中解放出来,让深陷高利贷桎梏中的苏区百姓看到晴朗的天空。
 
  “废”只是第一步,关键在“立”,即解决好贷款通道问题。国家银行发动群众,召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从信贷资金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纷纷成立各种劳动互助社,积极开荒、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和改良土壤,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既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也保障了红军粮食供给。
 
  这种对信用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示,“做银元时不要掺假,一定要用纯银。”即使面临挤兑风波,国家银行也严格遵守规定,坚持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洋。
 
  闽西工农银行门前的柱子上,赫然写着“调整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其所体现出来的银行宗旨与功能,已经与现代银行高度一致。
 
  在遵义,为筹集部队给养,国家银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行了长征路上唯一的一次“苏币”。部队撤走前夕,国家银行设置了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收回红军票,维护了“苏币”的信誉和群众的利益。
 
  可以说,没有通货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就无法确立。苏区的货币政策、信贷活动,乃至于打击假币、稳定市场,都是为巩固这种政权与人民鱼水相依的信用关系。
 
  有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苏区时期,国家银行发行了三次公债,其中两次革命战争公债共178万元,一次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三次公债发行得到群众踊跃支持,迅速购买一空。
 
  这是国币信用的力量,更是民心的力量。党在军事、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无不源于同样的思想体系——为人民服务。
 
  站在国家银行秘密金库旧址,看着四周层峦叠嶂、高山环抱,山下阡陌纵横、鸡犬相闻,我想,人民群众就是那秘密金库,就是银行真正的保险箱。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强大、持久、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终于明白,董必武缘何给央行命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共和国的货币缘何叫作“人民币”。因为红色金融的本质,就是以民为本、坚守信用;就是一切来自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也是一部红色金融史。当代中国发展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哪一次缺少了金融的推动?那些战场上倒下的身躯,那些汩汩流淌的鲜血,那些坚定的脚步和不懈探索,那些卓绝的金融智慧,就是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基因密码。
 
  记住他们,就是记住红色金融的根系和血脉。
 
  传承他们,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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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赣州金融网

责任编辑:梅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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