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证监关注银证合作：“纯通道”背离创新方向

急速膨胀的券商资管业务似乎在偏离监管层设定的创新轨道。业界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各地证监局已经开始关注纯通道性质的“银证合作”业务，要求部分过于激进的券商注意风险控制，压缩购买银行票据的定向资管产品规模。此前，一些地方银监局也曾要求商业银行上报购买券商资管产品的规模，以及此类产品中票据资产的占比。

银监会叫停“银信合作”之后，“银证合作”逐渐取而代之，成为银行新的表内资产转表外的腾挪渠道。券商资管规模年初以来激增7000亿元，其中大部分是银证合作的定向资管产品。这些投资工具无需公开信息披露，仅仅是向证券业协会进行报备。

券商通过定向资管产品承接此类通道业务，赚取手续费，但在激烈竞争之下，费率已经从千分之三下降到万分之五。甚至有的券商报出无论规模大小的一口价。通道业务对券商业绩贡献并不大，但却可以快速提升规模排名，满足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的门槛要求。

今年证监会大幅度放松了对券商的管制，资管产品的创新空间增大，其中定向产品几乎没有投资范围限制。此外，证监会还连续下调了各类业务的风险准备比例，放宽了净资本的计算方法，这使得资管业务消耗的净资本减少，进而提升了券商资产管理的规模上限。但部分证券公司却把大量资源消耗在没有技术含量、附加值低、存在重大政策风险的通道业务之上，这多少也让矢志促创新的监管层处境尴尬。

资管规模暴增

论规模，券商资管一直难望信托项背。但是今年在“创新”的大旗之下，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也迅速膨胀，只是其中的水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按照证券业协会的统计，证券公司全部受托管理资金的本金在去年年底是2800亿元左右。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膨胀到4800亿元；到了三季度末，已经接近9300亿元。不出意外的话，年内券商资管规模达到万亿级别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券商有明确信息披露的集合理财产品规模却持续缩水，目前仅1800亿元左右。以此计算，保守估计定向资管的规模应已达到8000亿元。

在主动管理的集合理财计划缩水的背景下，券商资管的大跃进完全来自于定向产品的虚胖。券商向银行定向发行理财产品，再用银行的资金向其购买票据，或者做委托贷款。如此一来银行的资产转移到了表外，不再受到严格的信贷指标约束。

通道业务对于券商而言毫无技术含量，只是坐收管理费。但此项业务费率已经急转直下，从千分之三下降到万分之五，近期业界甚至传言某南方券商给某股份制银行做委托贷款的通道，150亿元的盘子分文不收。

这种通道业务一方面存在占用净资本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其带来的收益对券商资管整体的利润贡献并不明显。如果按照万分之五的费率计算，8000亿的资管规模仅能提供4亿元的净收入。

但是对于单个公司而言，如果把通道做到极致，那么情形又有所不同。例如，宏源证券今年上半年其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收入420万元，在其全部资产管理业务收入2200万元中占比15%，对公司业绩提升作用有限。到了第三季度，公司前九个月资管业务收入猛增至5500万元。同期宏源证券并没有新发行集合理财计划，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该季度银证票据业务大规模冲量。

鼓励主动型产品

“地方证监局并没有一刀切地叫停银证合作的通道业务，但肯定是不支持的。”一位熟悉情况的券商人士昨天对本报记者说，“监管层希望券商压缩现有的通道业务规模，今后更鼓励主动管理的创新产品。”

事实上，银证合作本身就存在灰色地带。收益权性质的票据投资并不违规，但如果是买断银行票据，则肯定是在帮助银行把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

另一方面，券商做通道表面上看只是经手，不承担头寸风险，但从大局来看危害银行系统的监管和金融稳定，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券商自身的创新发展。

银监会叫停“银信合作”之后，信托业在融资信托方面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目前信托业6万亿的资产中，融资类信托占据了半壁江山。融资类信托两头牵着投融资双方，也是证监会在此轮创新中希望券商加大创新和资源投入的方向。

“被动型的产品费率太低，主动型产品中，集合理财产品规模很难做，只有债券类的产品勉强能发出去，但竞争也很激烈。在这方面大的券商优势多一些，逐渐形成比较全面的产品线。”总部设在上海的一家中小型券商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在资管业务的创新方面，业界经常提及国泰君安的实践，而后者前不久高调宣布资管规模超过1000亿元，比肩一线的基金公司。

上述券商人士认为国泰君安的资管业务在行业中属于业务条线齐全，部分产品特色鲜明，比如采用量化对冲的产品充分发挥了国泰君安自身的人员和技术优势。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颉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将重点发展融资类专项计划，建立以资产证券化为主体的企业融资通道。